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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这才是最为关键的原因！

不过，他们显然低估了朝廷的实力。自平定孔有德之乱后，朝廷就在登州附近驻扎重兵，并且以陈洪范为登莱总兵，震慑山东，威慑辽东。

陈洪范是个杀伐果断的主，接到登州府的求救信后，当机立断，派遣重兵围剿商人们的乌合之众。

这一下，登州见了血，乌合之众们蜂拥退至海边，逃上了海舟。

一帮海商愤恨不已，一方面紧急向旅顺的周林佬求救，另一方面，他们率着商船炮轰登州水城。

登州水城非常坚固，而且城上有炮，非商船所能撼动。

商人们聚在海上商议一番，一致认为这口气不能忍。他们考虑到登州防卫森严，不可轻辱，不如至天津寻地方官的晦气。

登州至天津，走水路比走陆路快得多，当商人们乘船抵达天津时，天津尚不知登州出了变故。

天津并不比登州好到哪里去，也是四处冒火星。商人们抵达天津后，稍稍撩拨之下，天津便群情激奋，火星变成了冲天大火。

天津卫衙猝不及防，轻易被商人们攻占了全城，一众地方官全部成了俘虏。

占据全城后，一些大的商贾痛定思痛，从护卫队、水手中抽出从荆州军中退役的士兵、军官，令其整编军队，固守卫城待援。

周林佬接到商人的求救信后，立即率领舰队抵达登州。抵达登州后，方才知晓商人们跑到了天津。周林佬又调转船头，往天津急赶。

到了天津后，周林佬见商人们已经将事情闹大，急报逥报郑福林及林纯鸿。他则率领舰队游弋在天津港口外围，等待郑福林的命令。

周林佬整日介看着朝廷心烦，巴不得将事情闹大，北方舰队游弋在天津外围，当然有为商人们打气之意。

天津民变！

朝廷接报后，自朱由检以下，几乎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大明朝廷，可不就是被民变闹成现在这个样子的？现在朝廷本就处境艰难，若在北京周边闹出民变，朝廷该如何是好？

他们第一反应就是，周延儒的加税政策引起了商人们的反弹，最终发展至民变。

周延儒岂能认这个责任？他拼命为自己辩护，宣称商贾作乱是林纯鸿的阴谋，没有林纯鸿撑腰，给这帮商贾一百个胆子都不敢造反。他还拿出周林佬舰队抵达登州、天津外海作为证据，力图让所有人相信林纯鸿主导了这一切。

杨一仁、包哲东则拼命反驳周延儒，拿出更多的证据证明周延儒的错误政策导致了民变。

诸如陈奇瑜这样的清醒者，估摸着林纯鸿十有八九对此事不知情。他们知道，林纯鸿正忙于控制范围内的地方官制改革，基本上没有可能在山东、北直隶滋事。

而且，陈奇瑜认为，即便林纯鸿主导了此事，朝廷也绝不能摆开了说，这样会让朝廷与林纯鸿彻底撕破脸皮，朝廷的处境就非常危险了。

陈奇瑜对周延儒不识大体，非常愤怒，却又无可奈何，正琢磨着如何向朱由检点明其中的要害时，哪想到朱由检直接为此事定了性：“林纯鸿远在荆州，不可能插手此事，此话不得再提。至于天津之乱民，罔顾国法，必须尽快平定！”

陈奇瑜暗自松了一口气，心道：皇上还是识得其中的厉害的。

不过，陈奇瑜又对朱由检非常失望，周延儒如此混账胡闹，根本不适合呆在首辅的位置上，而朱由检居然一句重话都没说！

陈奇瑜突然感到一丝心灰意懒：这样的朝廷，呆着还有什么意义？不如归去。

当议到如何平定天津叛乱时，绝大部分朝臣都没把天津放在眼里：充其量就是一帮商人而已，趁卫衙不注意，取了巧而已，只要朝廷军队一到，天津的反贼会如鸟兽散。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朱由检令京营一部即刻向天津进兵，扑灭叛乱。

不过，令朱由检愤怒的是，京营尚未看见天津的城墙，就被主动出击的护卫们冲得一塌糊涂，狼狈逃回了京师。

满朝皆惊，甚至有人担心，一旦商人们蛊惑天津城内的数万毛纺工人加入叛乱队伍，恐怕京师都有点危险！

周延儒考虑到蓟辽军团在前期成功造成了朝廷与荆州之间的紧张关系。现在天津民变，局势日趋紧张，蓟辽军团呆在凤阳已无任何意义。于是，他奏请立即从凤阳调回蓟辽军团，镇压天津叛乱。

朱由检准奏。

郑福林接到周林佬的汇报后，一时如丈二和尚般摸不着头脑。让郑福林率兵临阵决机，他不输于任何人，但一旦涉及政略，就非他所能掌控。

郑福林想来想去，令周林佬继续游弋在天津外围，静观其变，待荆州派人来处理。

待到林纯鸿知晓天津事变时，京营已经战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