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免也,以晚明尤甚。而当遇到有为的君主,专权自用,几成惯例,到头来还是躲不过一
塌糊涂之结局。姜德成在他的《徐阶与嘉隆政治》中总结了一条线索,即,明初的洪永政
治——无丞相的皇帝专权,嘉隆政治——内专权,到了明末政治——党争不断;再加上
此前我们已讨论的有明一代政治的宦官因素,在朱元璋的设计中,这严丝合缝的死保政权
千万代的措施,怎么就弄成了后来的样子?我也觉得,书中对此有省略,你是否愿意借此
机会就此多说几句?
李: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间接地涉及到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
都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专制主义的最大特点是蔑视人,不拿人当人。
在我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制度设计中,人性的因素可能是最少被考虑到
的。即便有所考虑,也是儒家思想和帝制传统结合后高度扭曲的人性,从而渗透了对治下
人民的深切蔑视。因此,那些制度设计,对于皇家之&1dquo;私”的考虑远远过了对于天下之
&1dquo;公”的顾及。明代皇帝尤其如此。这样的制度设计与建设看似严密,其实漏洞百出,国
家、社会、人民要为此付出极为高昂的成本。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我特别厌恶钱
穆津津乐道中国没有皇帝说过&1dquo;朕即国家”这句混帐话;在他看来,这种情形表明了中国
帝制政治传统中悠久的&1dquo;自由”、&1dquo;平等”和天下为公。就我的读史体验,中国数千年的帝
国政治史,根本就是一部朕即国家史。因此,才会有我们所看到的那所有疯狂与残暴。
扭曲的人性也是人性的一种,它不可能不挥作用,不可能不在时间与
空间中膨胀酵。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拿人当人的人也作不成人,不是报应在现世,就是
报应在来世;不是报应在本人,就是报应在子孙。于是,朱元璋做的孽也就报应在他那些
乖戾的子孙身上,如崇祯皇帝一家。
刘:明太祖一介布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1dquo;布衣皇帝”。元末群
雄并起,中原逐鹿,最后胜出的不是别人,是朱元璋的一班人马。远的不说,只看明的前
后两朝,成吉思汗的早年经历,只比朱元璋更悲惨,衣食还不是主要问题,他真是时时有
生命之虞,但在兄弟之间尤其与他人的竞争中,胜出的也是他。努尔哈赤,虽说生于殷实
之家,相当于今天的中产,但1o岁丧母,成年之前,所历艰辛非寻常人能比。他的四个
兄弟个个是人尖,但开创满清基业的正是他。元、明、清三朝一路下来,统治中国大6近
七百年,创业、奠基者皆为布衣或准布衣之族。再加上此前的宋朝开国之君赵匡胤,只是
军人出身也算不上高贵,这华夏千年的历史,终归是这样一个底牌。你能否以朱元璋为例,
谈谈这底牌翻过来时对整个牌局的影响么?
李:我没有完全理解您所提的这个问题。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都是&1dquo;贵
族”出身,赵匡胤也是中高级军人世家出身。虽然经过变乱,他们的处境大变,但其血统
&1dquo;高贵”,应该是不必怀疑的。只有朱元璋是&1dquo;雇农”——布衣出身,几代赤贫。
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一
二本书都不一定能够说清楚。事实上,它已经涉及到了社会条件、政治文化传统、民族集
体性格和集体心理素质问题;并且和我们前面谈到的问题有一些相关性。秦始皇开创的帝
国制度、汉武帝时代确立的儒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是特别严丝合缝地切合古代农业社
会与农民理想的。这种制度与意识形态是公开提倡不平等与不公正的。于是,在攫取权力
的过程中,必定会是实力加暴力加不择手段。这种东西和人物的综合素质密切相关。种种
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会培育出强人崇拜和心口不一的文化品格。
中国人特别喜欢标榜自己不以成败论英雄。其实,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
们这样更喜欢跪拜在&1dquo;成”者面前。从历史记载上,我们会不断地看到,有时这种文化品
格已经到了下贱的程度。
黄仁宇先生在《大历史不会萎缩》一书中提到,我们以往的政治文化传
统并非完美。我理解,在面临李鸿章口中的&1dquo;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事实上更加
需要反省这传统中的重大缺陷,而不是一味地自娱自乐。
只有这种东西整个翻转过来,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否则无非是谁来
坐下一个庄而已。所以,我说和上一个问题有相关性,就是指的这一点而言。
刘:明代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每每藩王作乱,从燕王朱棣,到安化王
朱寘鐇、宁王朱宸濠。仁宗朝亦有作乱的藩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朱元璋写了无数告诫
子孙的文字,立了无计其数的规矩,怎么还会不断出现这样的事情?还有,江山社稷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