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难做出决定。在对汉娜的法庭审判中我所看到的种种法律角色,看不出有适合我的。对我来说,诉讼与辩护同样都被滑稽地简单化了,而判决又是所有简单化中最滑稽的。我认为,我也不适合在管理部门做政府官员。我作为候补官员在州政府工作过,我现它的办公室、走廊、气味和公务员都很苍白、无味、单调。
这样一来可供选择的法律职业也就所剩无几了。我真不知道我会做什么,如果不是一位法学史教授给我提供了在他手下工作的机会的话。葛特茹德说,我的选择是一种逃避,是对生活的挑战和责任的逃避。她说得有道理,我是逃避了,逃避使我感到轻松。我的这个选择不是永久性的,我对她,也对自己这样说。我还年轻,教几年法学史之后,仍旧能找到各种实惠的法律职业,但是,这却成了我的永久性的选择。随着第一次逃避而来的是第二次逃避,也就是说,我从大学换到一家研究机构,我在那儿寻找并现了一个我可以从事我喜欢的法学史研究的避风港。在那儿,我不需要任何人,也不打搅任何人。
结果我不但没有逃避掉,反而与过去更接近了。作为法学史家,我所接触的过去,其生动性并不逊色于现实生活。局外人可能会认为,人们对过去只能观察,而对现实才能参与,但事实并非如此。从事历史研究意味着在过去与现实之间架起桥梁,在历史与现实两方面进行观察,活跃于二者之间。我所研究的领域之一是第三帝国法,在这里,过去与现实如何在现实生活中难解难分,特别显而易见。在这里,人们逃避的不是过去,而正是现实和将来,人们没有把注意力坚定地集中在现实和将来上。人们对历史遗产茫然无知,不知我们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我们生活在历史中。
我沉浸在历史中时能够得到一种满足感。虽然它对现实并没有什么意义,我还是不想隐瞒它。我第一次产生这种满足感是在我研究启蒙教育法和启蒙教育法律草案的时候。之所以要制定这些法律是因为人们相信,从此以后世界有了好秩序,从此世界会变得更好。看到从这种信念中制定出维护良好秩序的条文,看到这些条文又变成了美好的法律,而它们又将以自身的美来证明它们的真,我感到幸福。很久以来我就坚信,尽管出现了可怕的倒退和挫折,但法律会越来越进步,会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真,越来越理智,越来越人道。自从我现我的这种信念不过是幻想而已后,我的法律演进现变得完全另一样。这个演进虽有目的地,但它经过种种震动、困惑和失去理智后到达的这个目的地,正是通向另一个目的地的起点,但在尚未到达这个目的地时,又不得不重开始。
我当时又重读了《奥德赛》。我在中学时就读过这本书,在我的记忆中,它讲的是一个返乡者的故事。但是,它讲的并不是一个返乡者的故事。相信一个人不可能再次过同一条河的希腊人怎么能相信返乡之事呢?奥德修斯回来不是为了留下,而是为了重出。《奥德赛》是一部运动史,这个运动是有目的的,同时又无目的,是成功的,同时又是徒劳的。法律的历史与此有什么区别呢?
第o5节
我是从《奥德赛》开始的。我和葛特茹德分手后,我重读了它。许多夜里我只能睡上几小时,我躺在那儿睡不着。当我打开灯拿起一本书看时,眼睛就睁不开了;而当我把书放到一边、关上灯时,我却又睡不着。这样我就大声朗读,大声朗读时,我就不再打盹。当我的大脑处于杂乱无章的回忆和梦幻中时,当痛苦在我脑中盘旋时,当我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中对我的婚姻,对我的女儿和我的生活进行反思时,汉娜总是在左右着我,我干脆就为汉娜朗读,为汉娜在录音机上朗读。
当我把我录制的录音带寄出去时,几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起初,我不想寄片段,我在等着把全部的《奥德赛》录完。之后,我又怀疑汉娜是否对《奥德赛》有足够的兴。于是,在录完《奥德赛》之后,我又给她录了施尼茨勒和契河夫的短篇小说。然后,我硬着头皮给审判汉娜的法庭打了电话,打听出了汉娜在什么地方服刑。最后,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汉娜服刑监狱的地址——它离审判和判处汉娜的城市不远,一台录音机和按照契河天——施尼茨勒——荷马这个顺序录制的录音带。最后,我把录音机和录音带一同打进邮包,寄给了汉娜了
最近,我找到了一个本子,上面记有那些年我为汉娜录过的东西。最早的十二个篇目很显然是同时做的记录。起初,我大概只是往下读,后来才注意到没有记录就记不住已经读过什么了。在后来的篇目中,有时注明了日期,有时没有注明,但是,即使是没有日期,我也知道第一次给汉娜寄录音带是她服刑的第八年,最后一次是第十八年。在第十八年的时候,她的赦免申请被批准。
我继续为汉娜朗读,读我自己也正想看的书。在录制《奥德赛》时我注意到,大声朗读不像自己轻声阅读那样容易让我集中精力,后来有所好转。朗读的缺点是它持续的时间较长,但是,正因为如此它才使朗读者把内容深深地铭刻在脑子里。至今我对一些内容仍记忆犹。
我也朗读我已经熟悉和喜爱的作品。这样汉娜能听到很多凯勒、冯塔纳、海涅和默里克的作品。很长时间里,我不敢朗读诗歌,但是后来,我却乐此不疲。我可以背诵一系列我所朗读过的诗歌,时至今日仍能朗朗上口。